广州技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诊断

2020.06.17 / 技校文章

职业教育从实践探索到规模发展再到内涵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结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现实逻辑,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外部动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是内部动因,高等教育普及化则是现实需求。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诊断

经过不断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服务发展、技术研发、技艺传承等方面取得可喜成绩,成了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还存在着人才培养方式滞后于产业转型需要,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不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高质量人才标准不明确等问题。

(一)人才培养方式滞后于产业转型需要

近年来,我国高校每年毕业生在800万人上下,但企业招聘不到满意员工和毕业学生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情况依然严峻,劳动力市场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远大于供给,人才结构性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一是产业组织方式变革提高了人才质量的要求。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正发生变革,一些传统的工作岗位在消失,一些新职业、新业态正在形成。劳动力市场对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等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存在较大缺口,这成为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矛盾。

二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滞后于行业企业需要。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产品生产更新换代加快,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不断更新,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知识技能极易被新的岗位要求淘汰,学校人才培养滞后于行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这要求职业院校加强校企合作,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迁移能力、方法能力、创新能力等。

三是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职业教育在人才供给侧和行业企业需求侧存在着割裂,培养人才的规模、结构、质量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这需要改变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的现状,加快构建两者之间畅通的信息共享机制和供需反馈机制。

(二)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不足

没有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深浅直接影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

一是缺乏校企深度合作的基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除了制度、法律等因素外,与两者社会性质不同有直接关系,企业属于营利性组织,获得收益是组织行为产生的根本动力,而职业院校主要是公益性组织,在制度安排中职业院校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这是校企合作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职业院校缺乏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在技术研发、工艺优化、流程再造等方面存在短板则加剧了这种矛盾。

二是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规。虽然我国在1996年发布了《职业教育法》,后续出台了系列相关政策,但《职业教育法》立法之时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当时立法的基础诸如职业教育规模、人才需求、社会环境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规定的有关内容已经难以适应职业教育改革的新要求,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中缺乏可操作的条款,在支持企业参建产业学院与技能培训中心、参与人才培养与实习实训等诸多方面尚不清晰。

三是缺乏行业企业积极参与的社会氛围。行业企业虽然是营利性社会组织,但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单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下,社会对企业的评价主要是经济贡献,常忽略其承担职业教育等社会责任,这与我们的社会评价和舆论导向有关。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加强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政策引导,营造全社会参与职业教育,崇尚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

(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职业资格与学历资格的框架尚不成熟。近年来,国务院已经取消了多数的职业资格证书,从2019年开始探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即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目前开发了部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但在培训内容、课程资源、师资队伍等方面还不完善。技能等级证书对工作岗位和开设专业的覆盖率相对较低,无法满足职业院校专业教学和企业工作岗位需求。学历体系一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短板,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仍处在地方探索、专业试点阶段,形成完善的职业教育学历体系任重道远。

二是职业启蒙与基础教育关联不够。基础教育作为职业启蒙的重要阶段,现阶段的基础教育更多的是开展知识学习、技能获得、态度养成等,对职业启蒙教育不论是教育理念、职业认知,还是教学实践、资源开发等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未纳入基础教育的必修内容,基础教育将职业启蒙教育从“自为”转变为“自觉”还需要持续推进。

三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困难。在传统观念和社会惯性的影响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的困境一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痛点。目前,普通教育仍处于强势状态,在打通两者流动壁垒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单向流动,高中阶段的普职比也成为敏感话题。可见,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的重要前提。

(四)职业教育高质量人才标准亟须明确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基于内部控制和外部标准的结果。没有有效的内部控制,职业院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等的质量将难以保证;没有主管部门、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的客观评价,职业教育的质量则无法评价。

一是内部标准,加强专业教学标准等的制定和落实。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教育部已经初步建立了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为职业院校开展专业教学提供了参照。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职业院校办学基础不同,在执行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中,一些地区的学校执行标准已经不易,但对一些学校而言则难以满足需求。在制定统一标准的同时,要求各学校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专业教学标准,加强对专业教学标准等的执行和落实,避免打折扣、不落实等问题。

二是外部标准,强调行业企业对学生满意度的评价。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成才,这需要通过政府主管部门、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等进行跟踪调查和人才评价。目前,监测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途径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教学业绩考核、第三方机构进行综合排名等,但行业企业对毕业学生满意度、薪酬待遇、职务晋升等数据的统计是衡量职业院校人才质量的关键指标。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评价缺乏关联和系统设计,这需要国家就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进行顶层设计,突出行业企业在人才评价中的作用,梳理现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具有指导意义和评价功能的标准。

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推动职教20条真正落地

职教20条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纲领性文件,它针对职业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释并给出了具体措施。从制度设计到具体实践,需要职业教育各级主管部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行业企业等主体落实落细。

一是加快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建设,发挥基础作用。在已经构建的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基础上,要推动职业教育国家标准的制定和执行,要求不同区域、不同学校制定基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和校本标准,加快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等的制定和更新工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基本遵循。

二是注重完善现代职教体系,着重解决难点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是难点,需要加快探索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明确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各级各类各层次,解决好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与职业院校探索职业教育本科层次的关系。

三是加快制定相关配套制度,抓好重点建设项目。职教20条涉及“双高计划”、1+X证书制度试点、产教融合型企业等多个项目,相关部门已经制定政策、出台文件,政策的落实需要各地制定适宜本地职业教育发展的方案和政策,充分发挥地方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环境。

(二)破解深度产教融合的难题

一是整合校企生产要素。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加强合作不是一方的责任,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对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提出的共同要求。在借鉴校企合作正反两类经验基础上,将学校和企业中的资本、技术、知识、设备、场地等要素进行整合,发挥不同性质主体的优势;校企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促进行业企业生产要素融入人才培养,促进社会多元办学格局的形成。

二是搭建产教融合平台。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内生动力不足的现实原因在于职业院校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不足,这需要职业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提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成为行业企业产品设计、工艺优化、流程再造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通过协同创新中心、产业学院等平台,促进技术技能积累,推动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三是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在政策方面,职业类院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职业院校可以通过特招特聘、柔性引进、项目研究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加快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间人员流动,促进“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三)发挥“双高计划”的示范引领作用

一是发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示范作用。“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普遍办学基础好、创新意识强、改革动力足,应鼓励先行先试,根据发展实际,着力建设高水平专业群,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高层次人才需要。

二是主动建设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应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建设一批有影响、有品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成为标准的制定者,辐射同类院校和专业,向世界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方案”。

三是以“双高计划”建设院校为龙头,发挥其集聚资源、凝聚力量的优势。组建跨东中西部的同类院校联盟,开展职业教育对口支援项目,助力脱贫攻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发挥我国职业院校第一方阵的责任担当。进一步发挥“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的引领作用,促进优秀师资、教学资源、改革经验等的共享,打造同类职业院校发展共同体。

(四)拓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路径

开展全方位、多渠道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制订。结合我国优势领域,发布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职业教育国家标准,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积极参与职业教育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研制工作,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标准,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二是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依托“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载体,鼓励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展特色化、多样化国际合作,鼓励联合境外投资企业、海外高校及其伙伴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项目建设,构建多元化教育合作机制,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三是引进国际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在现有办学成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在开发课程、教材、专业标准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引进优质师资。不断创新师生海外专业研修形式和内容,丰富国际化应用人才培养的项目载体,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示范效应,为世界职业教育提供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方案。

(五)加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供给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系统政策的支撑,各级政府应发挥自身在职业教育中的主导职能,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有力的政策保障。

一是加强职业教育政策的系统设计。2019年,国家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开展了高职扩招百万、1+X证书制度试点、“双高计划”等重要工作,这是国家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系统制定政策的结果,需要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制定具体办法和工作措施,汇聚各方力量形成职业教育政策合力。

二是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各级人民政府应明确举办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制度,职业院校举办者应当按时足额拨付经费,确保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稳步增长。完善职业教育多渠道、全方位的资助政策体系,支持新增教育经费向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项目倾斜,撬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职业教育。

三是优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法制环境。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破除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体制机制障碍,明确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责任分工,构建政行企校协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机制,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法治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